【注:
在写这篇东西之前,我就想,到底要不要从网上或是一些聊天群中复制粘贴些东西过来呢?于是就先看了看网络学堂已经提交的作业,统共有几十份,以审察作为先例的样子。
然后,我就知道:宁可发表点自己的观点而字数不足,也不愿意复制粘贴别人的理论而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同学,真的不多……
于是,我便当一个只发表个人观点和分析的人罢。】
今日之形势,大抵凡是举起一面五星红旗,走到路中央,呼喊着“支持奥运,反对藏独”之类的鲜明标语,便可以得到国人的“爱国热血青年”的首肯;而倘若一不小心发出了“不宜抵制家乐福”之类的声音,便多半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甚或个别“汉……”的恶名罢。
时局甚为复杂。先从看来更表面、离我们更近的抵制家乐福说起罢。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或者抵制某些人,或者抵制整个社会——没有第三种选择;正如不存在不受外力的物体一样。事实上,这正是当年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也在当今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时刻秉守的辩证统一原则。非此即彼,排中。因此,可以说广义的抵制与否总是代表着我们对于某些主体的认可与否。
这次的事件既然发生,明显的根源似乎在于法国政府和民众——尤其是民众,当然还有“全球存在、准时现形”的诸如法轮功和藏独等形形色色的反华人士——对于奥运圣火传递的阻挠和不恭。他们不认可我们的举办奥运,甚至萨科齐吵嚷着届时来不来北京还是个问题,都是因;而我们相应地不认可法国,并“恨屋及乌”地抵制其商品,便是果。而后者反过来加剧了前者;所以,这个因果链事实是个恶性循环。这是形式化的逻辑结论。
考虑这个问题时,参考中西文化背景的源远流长的差异也许是有益的。粗略地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东亚古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西方势力从未成功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层面,以至如今中国还被几乎所有欧美国家和曾作为他们殖民地的国家视为“没有宗教信仰、不懂皈依”的异教国度。稍稍了解一下就不难知悉,西方的几千年历史,完全就是基督教的政治兴衰史,宗教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
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科学兴盛,并未真正动摇以罗马教廷(今梵蒂冈教廷)为核心的天主教宗教等级制度以及辖下的神学意识形态独裁。
一种比较生动的例子就是今天课上老师引述的,即西方人从小受到的便是个人主义教育,而中国却恰恰是民族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和文化存在。我想补充一点,即:西方人大抵仍然都是基督徒,宗教仍然是基督教主宰的世界;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类似12世纪那次对异教徒的大规模残忍清洗的可能,但不可否认,绝大多数西方人还是过着“出生时洗礼,在世时礼拜和祷告,去世时葬礼”皆在教堂、皆与教会脱不了关系的生活。这一点,决定了宗教(而不论是什么宗教)对于西方人的重要性: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未知的、具有莫名威胁的黑衣人,他们甚至比公开自己信仰的异教徒还要可怕;“人性对于未知,大抵总是充满了疑惧。”
上面讨论的貌似与主题脱节,但这正是我所要指出的关键背景。如果站在西方人的视角:一辈子从小就受到关于中国的歪曲性教育和媒体有意无意的妖魔化的耳濡目染,对于“东方的专制共产主义国家”充满敌意与疑惧。【注:多方资料表明,美国国内民众普遍对socialism(社会主义)与communism(共产主义)不加区分,统一看成洪水猛兽,是高压的、禁锢自由与思想的炼狱社会。】 而现在,跑来一个达赖喇嘛,是为把西藏“从水深火热、日渐被同化以致消亡的专制政权”中拯救出来四处奔走的精神领袖,是“宗教”代表,这自然就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凭什么让如此无辜的高僧为了“民主和自由”奔走,而不干脆让那个专制的红色政权屈服?人权状况如此糟糕的中国,居然要办奥运,那还能成?坚决要上街抵制!甚至赶到巴黎去,也要给西藏的“自由斗士”们摇旗助威!……
不难看出,这是一整套相当合理的逻辑体系,绝大多数正常人都会按着这个逻辑走。因此,西方民众受到我们谴责,从这里看,未免有些冤枉。至于政客,某哲人曾评价道:“集中体现于政府的公权力,是决定社会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了,它是最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策源地和总闸门,社会的“技术中心”和“能量中心”;同时,公权天性是恶棍,要公权能够低耗高效不作孽,只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这实际上佐证了“民主社会的政客和当权者是民意(某些时候体现为多数人的暴力——集体非理性)的忠实传声筒”的观点。
现实既然如此,我们也无法改变其基本前提(即西方人的文化传承模式和关于中国及东方文明的教育内容)。但我们能做下面的事,来实践我们爱国主义的承诺:
实践报国。
对于这一点,我想特别谈谈。我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生,实践报国、科技强国是我的使命。有一些大家都知道但却都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比如每年“海归”占当年出国人数比例都在下降——虽然这过于短期了,但真实情形所去不远。有位老师曾透露,在美国各著名大学生物方面实验室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学生。这固然是好消息了,但试问:这些中国学生,究竟有几个还打算回来,为我们自己的祖国发展做点贡献?有几个能够摆脱洋房汽车的物质束缚,及早主动回国为发展出力,而不是如同某些著名人士所做的那样,“归国只为养老”?
答案是令人悲哀的。当然,拒绝回国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国内没有相应的研究设备,回来了就没有办法继续研究;有的说,把父母接到国外一起住,也是为了让他们安享天年;还有的就直接说,“住国外多好!”,然后开始逐条列举中国人的种种劣性,科研院所的潜规则、能整死人的官场制度,等等。
这些是借口吗?有些是,但也不全是。诚然,我们的国家,科研硬件设施确实有待提高,软件环境、人事关系、官场潜规则等等确实比较严重地制约着科研人员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开发工作;但,如果真的是有爱国心的人,如果真的是不仅仅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人,他们不会在乎。鲁迅先生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当年钱学森等人归国,何曾仔细算计个人乃至家庭的得失?
有人争辩道:时代不同了,现在为何还要没事找事,自己去受那苦,真是不懂与时俱进,不懂变通啊。 当然,能够出国留学的同志们,自然头脑足够灵光,知道不做亏本的买卖;然而,祖国的纳税人负担培养了这些大学生,最终难道就是去给美国老板打工、剥削本国的血汗工厂同胞的么!难道因为美国可以提供种种的一流,便可以弃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母亲于大洋彼岸,希冀“总会有人回去的”,从而心安理得么! 人忘本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可以用那个著名的成语了罢,虽然不甚贴切:“乐不思蜀”;或者,红楼梦中的一句“反认他乡作故乡”。
好了,不知不觉写了很长,大概也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罢。正如我在篇首的注中提及的,我本打算参考某些前辈们的做法,搞点复制粘贴的工作,交上去;但最终,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没有自己观点的作业不如不做。这是我一贯秉守的信条。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很不划算,但是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踏实感,却是粗制滥造者们所不能体会的。
最后,我提一下我的中短期未来构想。出国留学是十之八九的事情了;但,“爱国之心不敢忘”,实践报国的誓言既已立下,就要兑现。当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研究工作自身具有周期可能较长的属性;所以,综合来看,十五年至二十年之内回国应不困难——
再晚了,便是借口。
谢亦萧
2008.4.24夜 于 绛逸阁
Justyre
Apr 24th, 2008 at Cab of Just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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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2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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